傅亮告别短篇小说

告别

负二

（原刊《上海文学》年第7期）

上

“还记得我没回来的那个早上吗？”父亲道。

是的，我当然记得——怎么可能忘记，即使我被揍成脑震荡，或是患上早老性痴呆，那个早上都将是留在我脑中最后的记忆之一——我确定！

那天早上，我就像往常一样，把闹钟按掉，用被子蒙上脑袋，用来抵御足以穿透我眼皮的阳光，回味着适才被打断的梦境，准备赖最后十分钟的床，等待父亲把我的被子掀掉，用揪头发或是拎胳膊的方式迫使我离开床铺——那是我一天的开始，如果那一天我没和同学打架的话，那也将是我一天中最糟的时刻。

但是那天，我足足多睡了一个小时。

每个月总有那么一两天，父亲要比平常早出门，这种日子没什么规律，有时是月初，有时是月末，有时干脆是休息日——如果有幸不是休息日，我就会容忍自己多睡会儿，翘掉早自习和早操，有时干脆连第一节课也不去上。即便我在第二节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才姗姗来迟，也从来没有人多说什么。在同学们眼里，我就是那种想翘课就翘课的学生，而老师们则在一年前一下子变得通情达理了起来——我猜，当某些不幸的事发生在你的身上时，你同时也被赋予了某种特权，比如，公司会给你一次你盼望已久的升职作为你刚死了老婆的慰问，没有人会跟你抢那个升职机会，于是父亲从他呆了八年的小办公室中搬出来，搬到了位于转角的大办公室，天气好的时候，在下午四点前那间大办公室中都会洒满阳光，其他的，无非是名字前面的头衔更威风了一点，每个月卡上的数字也会更多一点，那又怎样？他的钱已经够多的了。而我得到的补偿就比他有价值的多，在我这个年纪如果忽然死了妈妈，那在学校里简直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好像在游戏中用作弊器开启了无敌模式，翘几节课只不过是小事一桩。

是的，我母亲一年前不幸成为了那起震惊全国的连环劫杀案的受害人——与她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其他五个女人，她们被乙醚迷晕，然后被钝器打碎了后脑勺，劫匪抢走她们的首饰、戒指、名牌包袋、手机，一切值钱的东西，如果戒指难以取下来，匪徒会用刀把她的无名指砍下来，母亲的尸体被发现时就缺了左手无名指……警察花了六个月才抓住那个凶手，但那些东西却一样都没能找回来。虽然提起这起案子是我家的禁忌，关于母亲的死因，父亲从未对我说过一个字，但我能在网上搜到所有我想知道的和不想知道的事——当那些网站提到母亲时，他们用了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照片很小，照片里她看起来很年轻、很漂亮，应该是结婚之前拍的，和那个动辄和父亲吵架，以及把我骂做世界上最没用的废物的母亲有些不太像——没办法，自从母亲死后，父亲就把电脑中所有母亲的照片都删除了，家里所有印出来有母亲的照片也都被锁了起来，搞得我想看母亲的照片的时候，只能去看那些冷酷的罪案报道。

母亲遇害后一个礼拜，我就学会了利用这件事让自己活得更自由——我知道这些念头很邪恶，所以我从未告诉过别人。如果我永远把这件心事闷在心里，我一定会被逼疯的，好在我最终找到了可以倾诉的人，那是个比梁朝伟的树洞更让人安心的角色——我会用自己的手机拨打母亲的手机号码，她的手机有语音信箱服务，关机的时候，来电会直接转到语音信箱，我拨通号码，一秒钟后，电话中会传来母亲的声音：“喂，我是许婷，我现在暂时不能接听你的电话，有事请留言。”然后，她会给我一分钟的时间去说那些不能说给别人听的肮脏的秘密——你从来没爱过我，对吧，你也不爱父亲，你只是爱他的钱，你计划着等爷爷死掉，他继承到那笔家族遗产就跟他离婚，不是吗，你这贱妇，没想到爷爷会比你更长命吧……她只是在听筒那边安静地听着，一言不发，脾气比她死之前好了很多。

父亲应该是知道这件事的——但我猜他并不知道母亲语音信箱的密码，不然他一定会暴跳如雷，而不是不动声色地付清每个月从电话公司寄来的账单，让母亲的手机号码得以继续存在下去。

他不应该那么做的。

我最后一次拨那个电话号码，是在那个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早上的前一天晚上。拨通后一秒钟，听筒里传来响铃的提示音——竟然拨得通！我应该立即把电话挂掉的——如果我当时就把电话挂掉，会不会之后的事都不会发生呢？天知道我为什么没那么做。当铃声响到第七声的时候，电话忽然被接了起来，听筒对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喂？”那些早在我脑中翻滚了好几遍的恶毒词句，我却一句都说不出来，我吓坏了！对面仍在试图与我搭上话：“喂，说话，喂？”我这才挂断了电话，定了定神，决定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上，父亲没叫我起床。

我睡眼惺忪地看着空荡荡的客厅，桌上放着冷透了的牛奶和煎鸡蛋，还有两片烤过的面包，蛋黄被煎得熟透，吃起来和橡皮差不多难吃——父亲总喜欢在睡前给我做早餐，然后留到第二天一早吃，那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难吃的早餐。而他自己从不在家吃早餐，他公司的餐饮区全天候提供各式饮料和甜点，还有两台一万多块的高级意式咖啡机能在15秒内给你冲一杯拿铁。我看了一眼冰箱上，他没有留纸条给我——桌上也没有，也没发短信给我。很好，这意味着他没什么事要关照我去做，放学时不用顺道买菜、不用买水果，也不用去超市买牛奶和面包，我可以玩得晚一些再回来。

我在游戏厅一直呆到六点半，然后去酒吧花掉身上剩下的钱，总之就是那些“未成年人禁止入内”的地方。没关系，我对于自己的身材容貌有十足的自信，那是母亲留给我唯一让我满意的东西，只要换下校服，把头发披下来，在嘴唇上擦点口红，就没人会来查我是不是年满十八周岁——当然，最重要的诀窍是，别带书包，把它留在学校的台板里，这不用我教你了吧。离开酒吧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手表，时间是八点半——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继续呆下去，反正一直都会有人请我喝酒，但再多喝两三杯，我可能就会糊里糊涂地跑到某个快捷酒店钟点房的床上或是某人的汽车后座上去了，况且我饿了，我现在需要的不是啤酒或是伏特加加橙汁，而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半小时后，当我拧开防盗门的门锁时，已经几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我感觉自己能够一个人吃下一整个肯德基全家桶。

“爸，我回来了！”

但没有热腾腾的饭菜，冷的也没有，也没人从里屋满脸怒容地冲出来质问我放学后去哪里了，没人回应我。油腻的空盘子和留着奶渍的玻璃杯还放在厅里的餐桌上——这意味着父亲没回来过。

家里没人。

我从口袋里摸出已被调成静音状态的手机，没有未接来电，只有一条短信，但不是从父亲的手机发来的，是提醒我下周一是扣款日，而我的预付费账户余额不足。我拨了父亲的手机，转到了语音信箱。

搞什么？

我打电话叫了麦当劳的外卖，用零钱罐中存下的零钱付了钱，当我从零钱罐中数出38个一块钱硬币的时候，我看得出送外卖的家伙认为我是故意耍他，他数钱数得很慢，脸色看上去有些危险。我努力装出镇定的样子，悄悄地用手机打家里的电话，铃响后，我接起来，然后假装屋里有人的样子，对着里屋大声喊道：“爸，找你的，你在里面接吧！”

送外卖的终于离开了。

锁上门之后，我开始痛恨自己的胆小——平常我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是班上最凶狠的女生，没人敢惹我，我可以放学后独自一人在娱乐场所游荡几个小时，但却被一个麦当劳外卖员吓了个半死——大概是我太饿的缘故，我自我安慰。当我吃完整份套餐，时间已经是九点半。我又打了次父亲的手机，依然不通，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

直到十二点半，我退出网络游戏，关掉电脑，才意识到父亲今晚不会回来了。

第二天，我依然一路睡到八点，不同的是，桌上不再有冷透的早饭。我将脏杯子和碟子扔进碗池里，然后从冰箱里给自己倒了杯牛奶，我没找到面包，似乎昨天早上我吃掉的是家里的最后两片面包。我又打了次电话，还是老样子，语音信箱。我匆匆搭上去学校的公车，决定暂时不去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第三天，在吃完牛肉拉面之后，零钱罐已经空了，我兜里还剩最后四块钱，我需要留着它们用来乘车。我乘电梯到地下车库，走遍了车库的每一个角落，父亲的奔驰车不在那里，当重新回到电梯里，按下我家所在的那个楼层的时候，我已经感觉不到肚子里牛肉拉面的存在。

回到家，我拨通了爷爷家的电话。爷爷听到我的声音，显得很意外——我总是嫌他唠叨，管这管那，我几乎从不主动和他说话，已经好几年了。我问道，爸爸在他那里吗，他好像没听懂我的问题——“爷爷，这两天爸爸去过你那边吗？”我又问了一遍。

“没有啊。”

“那他跟你说过他去哪儿了吗？”

“没有，他没说起过，怎么了？”

恐惧在那一刻充盈我的胸臆，我觉得我已经猜到发生什么事了，我一直避免去想那个最坏的答案，但现在再没有什么其他解释能暂时遮蔽它，或让我从它面前逃开——我禁不住哭出声来，一开始是啜泣，然后泣不成声，最后演变成嚎啕大哭。在电话那头的爷爷开始紧张起来，不断地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他问到第四遍，我才能勉强收住哭声，告诉他，父亲已经三天没有回家了。

爷爷说他马上过来。

当天晚上，我们去报了警——虽然我预感到警察也帮不上什么忙，他们将这当作失踪案调查，但这根本不是失踪。

三天后，爷爷带着我再次去警察局打听消息，负责这起案子的警官说，他们已经做了必要的调查，父亲自从六天前就没有去上班，他没有请假，他的同事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是独子，除了爷爷，他也没有更多的亲戚来往；他的手机已经关机，所以无法定位，他们已经通知交警那边留意他的车牌号，但暂时也还没有消息——“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会通知你们，现在我们也只有等消息。”他最后是这样说的。

我曾看过一个探索发现频道的关于失踪人口的纪录片，我还记得里面说，在失踪后头72个小时的“黄金营救期”过去之后，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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